乌克兰危机的美俄另类合作

俄罗斯在乌克兰东境摆出了随时挥军进攻，把顿巴斯地区从基辅政府手中彻底“解救”出去，乃至进一步向西攻掠的姿态。而北约国家则试图为乌克兰政府提供军备和外交上的援助以防止入侵发生。

2013至14年乌克兰爆发广场革命后，先是遭遇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兼并，随后是漫长的顿巴斯战争——亲俄地方武装和基辅政府军长期拉锯，中间还掺杂着经过空域的马来西亚航空MH17班机被击落，至今已有超过万人死于战火。乌克兰原先的领土已经事实上变成了官方控制区、亲俄的顿巴斯区域和俄控克里米亚三个部分。

对正在发生的紧张局势，各方评论都较多将事件简化为俄罗斯进犯或试图“教训”乌克兰——无论是亲俄的新闻还是自由主义的解读都往往是这种论调。要么觉得整件事情背后是俄罗斯不可抑制的扩张主义作祟，想恢复苏联或沙俄帝国版图；要么觉得事件完全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投靠西方挑衅俄罗斯的结果。

如果国际政治真是如此简单，那就不必有如今的那么多痛苦和悲剧了。就在刚刚过去的北美时间1月27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一个长电话，据CNN得到消息，通话中泽连斯基和拜登产生了一些分歧，比如俄军在边境到底构成多大威胁。美方更强调俄罗斯可能发动进攻，而乌克兰总统试图解释说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通电话意味着事情要比表面、尤其是媒体呈现得更为复杂。比如，泽连斯基的冷静意味着什么？只是因为惧怕俄罗斯动武吗？

另一边，普京和俄罗斯为何如此介意北约东扩？这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比如乌克兰一直都是俄帝国的核心区域之一，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让俄罗斯感受到挑衅和不安……而在西方世界和许多乌克兰人看来这又是另一回事，是俄罗斯只有获得了“势力范围”才能觉得安全，只有乌克兰成为了俄罗斯的“保护国”乃至傀儡政权，“贪婪的莫斯科”才会心满意足。这些分析的基础是普京的俄罗斯是一个充满“激情”和“野蛮”的国度，行事出于强烈的不安全感或自我膨胀的野心；反过来其实也是一样——在俄罗斯民族主义看来，乌克兰人似乎不知好歹，发疯似的想和俄国做对，而北约则是咄咄逼人毫不收敛地想要扩张。

其实，无论是普京，还是拜登或泽连斯基的举动，都有充足的内外理由作为动因。这场俄罗斯陈兵，北约击鼓，基辅从中周旋的危机，更像是三方目前能找到最有利自己的“讨论”乌克兰问题的方式。这里面既有老问题，也有新变化。简而言之，更合适的理解是：此次乌克兰危机，无论最后会不会变成战争，实际上的效果都是普京和拜登“各取所需”式地借用危机巩固自己的国际议程。只是，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势必更进一步被分裂为“冷漠的德国法国”和“自由的东欧前线”。

▲ 2021年6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会面。摄：Peter Klaunzer - Pool/Keystone via Getty Images

普京回看叶利钦

这一次，普京向美国和欧洲开出的条件，除了履行2014年四方《明斯克协议》和2015年协议第二阶段外，还明确要北约承诺不会接纳乌克兰作为成员国。普京和俄国外交官屡次提到北约曾经“承诺不东扩”，并指责北约违背了这一承诺。然而在冷战结束时，北约并没有清晰给出过这样的承诺。

对普京来说，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首先是对国内民粹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的回应和安抚。比如普京需要回应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声浪对乌克兰“压迫俄语人群”的声讨。

这中间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的自由派或民主派人士未必不是大俄罗斯主义者。比如在普京去年撰写的关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民族“本是一家”的长篇论述中，就提到自己的政治导师、著名的民主派人士索布恰克（Anatoly Sobchak）的一番言论。索氏认为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加盟共和国们应该“退回到加盟苏联之前的边界去”，这是典型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言论。普京的最著名反对者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早年也曾经表示过俄罗斯“收复”克里米亚已经是政治现实。

《外交政策》杂志日前刊出了一篇由卡耐基莫斯科中心研究员斯塔诺维亚（Tatiana Stanovaya）撰写的文章。文中指出普京时代的俄罗斯外交政策这几年有了很大变化。21世纪初的俄罗斯外交更多是防御性质的，而2014年之后普京变得更加鹰派和强硬，并且会主动用军事出击来积累筹码。

尽管俄罗斯有着丰富的沙文主义和帝国扩张的历史，乃至这些意识形态在社会中有着相当的地位。但是，将普京的政治倾向简单概括为东方或西方，民族主义或非民族主义，鹰派或非鹰派，仍然会造成一些错误的判断。笔者倾向于认为，经历过苏联年代特工生活和解体后的民主化时代的普京，更多是基于现实主义乃至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手法应对问题。

对普京而言，乌克兰的罪过之一是在地缘上的“反俄”——这不是简单的“势力范围”问题。对1991后独立的俄罗斯，尤其是其自由派精英来说，最佳的未来其实是融入欧洲的一体化进程：这意味着俄罗斯成为一个和德国、法国类似的欧洲大国，在欧盟的框架内实现一种“均衡”的政治，并且把“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区域变成一个共同市场。然而，原先苏联控制的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不信任实际上阻止了这一可能性成为现实，北约东扩很大程度上是不信任俄罗斯的东欧国家的邀请——通过美国的军事力量获得面对俄罗斯时的安全感。

乌克兰的危机更像是普京在攻击孤立俄罗斯的路线⋯⋯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不能采取更柔软和妥协的身段呢？相信在这方面，1990年代的俄罗斯外交处境给普京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得他不相信俄罗斯的妥协能够换来对俄罗斯的接纳。

乌克兰的危机更像是普京在攻击孤立俄罗斯的路线。在21年的文章中，普京就抱怨说，俄罗斯曾提出乌-俄-欧三方协同的合作形式，但“每次都被告知俄罗斯和这些无关……乌克兰一步步被拖入了危险的地缘政治游戏，最终成为了横亘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障碍。”考虑到普京意识形态的复杂性以及其政治路线上的引导者——更自由主义的索布恰克与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立场，可以认为乌克兰对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最大的威胁，恰恰在于其阻挡了俄罗斯做一个“欧洲强国”的野心和愿望——而这才是北约议题的真正重要之处。北约意味着美国主导的欧洲，而不是俄罗斯可以参与其中的欧洲，一旦北约的扩张抵达乌克兰，就意味着俄罗斯在欧洲彻底“边缘化”了。

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不能采取更柔软和妥协的身段呢？相信在这方面，1990年代的俄罗斯外交处境给普京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得他不相信俄罗斯的妥协能够换来对俄罗斯的接纳：贯穿整个1990年代，叶利钦政府都试图加入北约，或者在各种议题上向美国让步和示好，但这些举措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投桃报李。普京显然也继承了这一历史遗产。在21年底的一次会议中，他就扬言说西方的承诺就算是白纸黑字也未必能够兑现。

在2019年5月泽连斯基刚上台时，莫斯科和基辅之间一度改善了关系，包括处理了顿巴斯地区的停战问题，交换了战俘等等。但2021年以来泽连斯基的对俄政策也趋向鹰派。尤其是再次激活了其前任总统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留下的遗产——宪法中对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要求。这对俄罗斯来说意味着切实的威胁。调兵在边境集结的普京想要的是什么？未必是必须要一个亲俄的乌克兰或俄罗斯势力范围内的乌克兰，但乌克兰在他和俄罗斯统治精英的眼中必须是“不反俄”的。同时，在莫斯科眼中，乌克兰必须不构成俄-欧之间的通道和经济往来的路上的阻碍。笔者倾向于认为这将是莫斯科的最低要求。而普京会据此采取任何行动——这其中既包括军事冒险，也包括了可以妥协的部分。但是一切的一切都会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和拜登政府对紧张局势的同步需求。

▲ 2018年7月12日，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18年北约峰会，北约领导人和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代表团举行工作会议。摄：Sean Gallup/Getty Images

北约与美国的欧洲

在这次的危机中，德国和法国遭遇了英文世界媒体的猛烈抨击。他们被指责对于事态过于暧昧、冷淡，“纵容”了俄罗斯的扩张主义，没有坚定地对俄罗斯发动斗争。比如德国开始时仅仅表示会捐助一批头盔，而德法两国一直试图阻止美国对俄罗斯追加制裁。

北约今天往往被视为压制苏联的冷战产物。但北约在成立时其实有三个基本的支柱目标。其一，抵御苏联可能对西欧的军事行动；其二，将欧洲各国捆绑在同样的安全体系里，阻止一战和二战那样的由欧洲内部矛盾点燃的世界大战再次出现，具体而言是在未来防止德国再次成为霸权；第三，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和权力优势提供基础。

这使得在苏联解体前后，北约的存在和欧盟的一体化形成了冲突：戈尔巴乔夫的策略是允许两德统一，但希望统一后的德国退出北约，而苏联将和东欧国家一起和欧洲形成一个共同体，最终可以让美国撤出欧洲。而站在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和其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的立场，美国需要时刻维护自己在欧洲的存在。因而，在1989年，德国总理科尔（Helmut Kohl）曾经口头给予戈尔巴乔夫保证，即统一后的东德地区将不会有北约的军事存在，以换取苏联对两德统一的支持。这一保证当然在苏联解体后被无视了。这种“各自表述”承诺成为了如今俄罗斯眼中的某种背叛。

1980年代开始的欧洲一体化加速，包括德法试图提出的欧洲自己的一体化军事武装和防御政策，也使得美国外交政策界格外担心北约在欧洲的地位。史家Timothy Sayle就认为，当时的美国政策界既不相信欧洲人能自己维护和平，也认为美国内部的孤立主义者会借助冷战的缓和要求美国从欧洲撤军。从而，维持北约的存在，维持一个在欧洲的针对苏联/俄罗斯的军事同盟，也是美国自身利益的需求和华府理解的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在1992年，国务院政策部门的Stephen Flanagan就留下了一份备忘录，认为1995年前后北约就可以向东扩张了。

在欧洲内部，这种冲突表现为“自主”的戴高乐路线和继续维护美国主导的“大西洋主义”之间的冲突。而放到今天看，这样的冲突和华府尤其是拜登政府自身的困境互相激发着：如果我们看美国极右翼如何评论此次的乌克兰危机的话，会发现他们大多数谈到拜登儿子的“通乌门”，并且认为这是“俄罗斯自己的事情”。于拜登而言，乌克兰危机是他在2008-2014年副总统任期上的“政治遗产”，无法坐视其主导权回到莫斯科手中。而它同时也是美国自由派维护的自由主义秩序和右派试图重塑的更孤立主义的路线之间的较量。这样才能够解释，为何在美国朝野都认为北京才是主要对手的当下，从拜登到自由派媒体都要大力渲染俄罗斯对欧洲的威胁——毕竟这样并不符合“集中力量针对主要对手”的教条。乌克兰危机的存在难道不会令美国在台海更分心吗？但如果美国不在欧洲存在，在其他地方的存在就更没有意义了。

▲ 2022年1月25日，乌克兰基辅一名女子走过一辆在户外纪念展览上的二战时期苏联T-34坦克，该展览庆祝二战期间苏联对抗纳粹德军的胜利。摄：Sean Gallup/Getty Images

乌克兰与后苏联时代的失败

当危机在媒体上被不断渲染的时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正忙着和趁乱回国的前寡头、反俄领袖波罗申科斗争。后者指责泽氏在顿巴斯议题上出卖乌克兰，而泽氏则将后者的腐败问题一一列出批判。

后苏联时代的乌克兰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环境极其恶劣的国家，要维持自身的独立和稳定无外乎两种模式。其一，像哈萨克斯坦那样，维持一个长期的强人领导，一面在地缘上给俄罗斯安全感，一面清理内部的亲俄力量，最后实现完全的左右逢源的自主路线；其二，像波罗的海三国那样，完全走向北约和欧洲，并将国民经济与之深度整合。

其中，第一种路线已经不可能实现。乌克兰在独立之初选择的半总统制政治体制已经证明会诱发长期的权力斗争，导致政治领域的进一步极化。这就使得对外政策上的稳定性也很难实现。

要实行第二种路线，则缺少波罗的海国家的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波罗的海国家是苏联最发达的部分，独立后经济体量小，易转型。此外，波罗的海三国是苏联加盟共和国里最晚并入，也是合并时合法性最欠缺的。不像乌克兰，从来都是“大俄罗斯”的领土，而其现代的部分疆域如克里米亚半岛不得不说是苏俄时代划分、给予的产物。更麻烦的是，独立之初，乌克兰是苏联重工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离开了苏联的经济体系和产业链，这个工业体系很难独立运转下去，这导致经济的低落，更削弱了对俄罗斯议价的筹码——何况这些重工业又集中在东部俄语人群聚居的地方。

如今乌克兰在外交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选择，只能坚定倒向北约。但泽连斯基作为站在欧洲政治火药桶上的素人政治人物，上台之初至今有一系列的内政考虑：清洗寡头、重新整治政治生态，重整经济。经历了近三年的执政，泽氏的支持度并不优秀。而他的政治愿景既需要高威望，又需要外界的各种支持尤其是经济支持。如果此次的危机能够带来更多对乌克兰的关注和援助，又不至于真的演变为战争和经济衰退，那么对泽连斯基来说又何乐而不为呢？危机从来都是小国向大国索价和提出要求的时机，只是泽连斯基是否会借助这次的“战争风险”向两边提出更多条件？这些条件，又是否能满足莫斯科和华盛顿对这次危机走向的需求？

▲ 2022年1月22日，乌克兰基辅的统一日，参加乌克兰爱国集会的人展开一条500米长的彩带，上面印有乌克兰国旗颜色，集会上发言者要求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军事联盟。摄：Sean Gallup/Getty Images